一张照片是凝固的历史瞬间。它可以留下一痕鲜明的足迹，演绎一个生动的故事，勾起一截难忘的回忆，重现一段辉煌的历史。———顾棣摄影感悟
金钱、地位和荣誉，犹如云烟雾气，都是瞬息可变的，惟有知识、美德和奉献精神，才是人的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永恒财富和力量源泉。———顾棣人生感悟
从四五月份开始，位于山西省太原市的老摄影家顾棣的家里便门庭若市起来，采访的、找资料的络绎不绝。摄影界几乎都知道，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寻找真实的影像遗存，挖掘照片背后的故事，多得从资料丰富的顾棣入手。
借探亲之际，记者也有幸登门，坐在顾棣堆满大大小小的资料铁皮柜和木箱子、仅容得下一桌一椅一沙发的拥挤书房里，倾听他那满怀激情的红色回忆：
脱产儿童团长 没枪的小战士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顾棣的家乡河北省阜平县很快就成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地带，有段时间，边区政府和参议会都住在他们那个名叫凹里的小村里。在参加革命的父母兄姊的鼓励下，刚刚8岁的顾棣成了村里的儿童团员。此后，他当了两年的村儿童团长、三年的区儿童团长，还兼任了一年童子军大队长。1940年2月，阜平县青救会通知他离家到一区，担任脱产的儿童团长，自此，11岁的顾棣正式参加革命。
作为儿童团长，顾棣的任务是站岗放哨、偷送情报、养鸡放羊、慰劳伤员、帮助抗属、支援前线等，杂而又杂，有些类似于《鸡毛信》里的海娃、少年英雄王二小。有一次，他代表儿童团慰问伤员，参加了组织上举办的慰问仪式，竟敢在两个主力团的全体战士面前夸下海口：长大也要当八路，狠狠地打鬼子———或许是“命运的捉弄”，参加八路军后，顾棣几乎没上过前线，这当然是因为后方岗位更需要他。
脱产儿童团长顾棣随部队遭遇过多次日本人的扫荡，他手里没枪，只能跟着区干部们打游击，帮助群众转移。有一次，他们与敌人的距离只有百米远，敌人就在小山坡上，他们则在下面的山沟里隐蔽，小顾棣这次连敌人刺刀闪耀的光芒都看得很清楚，奇怪的是敌人没冲下来，否则，情况不堪设想……
陪骑马的干部走了一路 误把“摄影”当“社音”
1943年夏日的一天，顾棣从7华里外的学校放学回家，遇到一个骑着大红马的八路军干部向他问路，说是要去参加边区参议会。当时参议会就在凹里村召开，顾棣给这位干部指了去自家村里的路。
可这位干部倒好，没径直骑马走，而是下了马，陪着顾棣边走边聊，问了他许多问题，从家庭情况、群众思想到社会形势。小顾棣真不含糊，对答如流，并自豪地向这位干部透露，自己当过儿童团长，读过《论持久战》，最后亮出个人观点：“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因为我们是正义的。”这位干部听后很满意，嘴上说着“小孩子家咋懂得这么多”，手却一把将小顾棣揽入怀中，抚摸着他的头说：“原来你是小儿童领袖哇，怪不得懂得这么多。”
在顾棣印象中，问路的这位干部“很瘦，除挎有小手枪外，还斜背了个方匣子，不知是什么玩艺儿”。这位干部饶有兴趣地问顾棣，长大了想干什么？顾棣说出的想法一是参加八路军打鬼子，二是参加剧团学唱歌、跳舞、扭秧歌、打霸王鞭。这位干部说，小鬼这么聪明，你跟我学“摄影”吧。
第一听说“摄影”这个词，顾棣还以为是“社音”，心里估摸着肯定是乐器什么的。这位干部看到“小儿童领袖”的疑惑，进一步解释说，“摄影”就是照相，不是什么“社音”，说着把斜背着的方匣子取下来，让顾棣猜他的方匣子是什么。顾棣想了想，说是望远镜，那位干部的答案却是照相机。他打开这台120相机，逐一告诉顾棣哪里是取景框，哪里是镜头，怎么拍照，并透露了“诱人的前景”：“学会了可以到前线为八路照相，搞展览。”这时候，顾棣才想起自己参加革命时就在县里看到过百团大战的照片，那时候根本不知道照片从哪里冒出来，这时才明白敢情是从这个方匣子里面“蹦”出来的。
聪明的顾棣当时便问这位陌生的八路军干部，什么时候教他学摄影？这位干部与顾棣商量再三，达成协议：一年后，等顾棣毕业。临分手时，这位干部认真记下了顾棣的名字与地址。
第二天放学，顾棣从母亲那里得知，他前一天陪着进村的那位干部已来过家里，干部名叫沙飞，在晋察冀画报社工作。从此，沙飞的名字便牢牢印在顾棣脑海里。
沙飞实践了诺言 二鹿成扩军小英雄
1944年7月，高小毕业的顾棣被保送到华北联大教育学院深造，虽然他还惦着沙飞教他摄影的承诺，但又怀疑这位干部怎么能把一个小孩子当回事呢，于是服从组织分配，准备将来到教育战线工作。
9月上旬的一天，刚上学没俩月的顾棣忽然接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派专人送来的信，送信人说，当时解放区正在实行局部反攻，抗日前线需要不少摄影工作者，希望他参加晋察冀军区的摄影训练班，信封里装的正是军区政治部给华北联大的公函。
9月17日，15岁的顾棣高高兴兴背着行装，到洞子沟村的晋察冀画报社报到。在那里，他再次见到了已是老熟人的大摄影家沙飞。那一天也成为顾棣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沙飞这位中国革命摄影事业的开创者，正式领他进入摄影艺术的大门。
顾棣去报到时，摄影训练班还没学员。后来从北岳区下属的五个分区抽调干部参加摄影训练班学习的，大多是已入伍多年的老八路、清一色共产党员。学生出身的顾棣，在这群学员中显得有些另类，但从他接到公函起，沙飞心目中便已为他安排好了学习内容和将来的工作———顾棣一旦来了，沙飞就不准备让他再离开身边。果不其然，没几天，另一位在晋察冀画报社工作的知名摄影家石少华就两次找顾棣谈话，严肃地提出，要他以摄影为终身职业。不仅要学会照相，还要学会写文章、当编辑、冲洗放大照片，向“多面手”发展。
或许是因为有文化的原因，沙飞一开始就给顾棣定位很高。报到后，摄影训练班并未很快开课，于是，顾棣又领受了一项新任务，回家为画报社“征兵”。
1943年，晋察冀画报社曾遭日军袭击，当年12月9日，画报社共有9人牺牲，包括沙飞在内的4人负伤，还有6人被俘，造成极大损失。为了弥补人员不足，顾棣便回到凹里村，开始在儿童团的小伙伴们中动员大家到画报社参军。
顾棣回家时特意带了台照相机，当时，他这个新兵只是这台柯达双镜头反光相机的保管者。沙飞让他带相机回家，一方面是让他先熟悉相机，为学暗房等打基础，另一方面也好动员其他人入伍。没几天，顾棣带着照相机回家的消息就在村里传开了。凭着一身专业打扮和在伙伴们中的威信，再加上抗战形势开始好转，包括画报社在内的部队都能吃饱饭，比地方上强多了，虽然没更多待遇，但小伙伴们要跟着从小玩大的二鹿（顾棣小名———编者注）走，他们愿意，家长也放心。
半个月时间，顾棣动员了12人参军，最终留在部队的有10人，沙飞高兴地叫他“扩军小英雄”。这些伙伴后来大部分在画报社负责制版、印刷等项工作，还有的专门为画报社放羊，以便给大家改善点生活———吃羊肉，穿羊皮袄，也算是福利吧。
在“光明大道上”前进 终于可以独立工作了
1944年12月，晋察冀军区首期摄影训练班终于开课。据顾棣介绍，其实叫首期的这次摄影训练班并不是晋察冀地区最早的，此前已办过五次：1940年至1942年石少华曾在冀中办了四期，1941年沙飞也办了一期。作为军区政治部委托画报社举办的正规摄影训练班，顾棣他们确是第一期，颇有些“黄埔一期”的味道。几十号学员住进只有十来户人家的洞子沟村，只能让老百姓临时腾一些房子给他们用。直到训练班快结束时，学员们才在山上动手挖了窑洞，一方面住人，另一方面当暗房。
12月下旬，训练班开课不久，晋察冀军区召开第二届群英会。会议期间举办了大规模的抗战七年成果展览，包括农业、工业、战果、文教、卫生等七大主题，画报社的印刷机器和拍摄制作的图表、照片等全属展览内容，这需要大量服务人员。服务人员既要采访报道，又要布展，画报社还承担了放幻灯的任务。年轻帅气的顾棣成为画报社幻灯片“说明员”的不二人选，其角色相当于现在的解说员。
为放映幻灯片，顾棣等五六个画报社的服务人员把所有照片都编了号，做成幻灯片，可现场没幻灯机，怎么办？顾棣狠狠心，把画报社配给自己的那台相机贡献出来，大家开始七手八脚，将相机改造成简易幻灯机。此后直到解放前，顾棣再也没用过单位正式配发给他的相机。
顾棣记录1945年元旦那天展览会盛况的日记，后来被他编辑成《难忘这快乐的一天》发表。在日记里，顾棣这样写道：“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已走上了正规的道路，踏上了光明的前途，在沙飞、石少华两位主任的指引教导下，摄影成为我一生奋斗的最高目标，我要在这条光明的大道上勇敢前进！前进！再前进！”
群英会和展览办了两个月，热热闹闹。展出结束后，顾棣回到洞子沟，紧接着参加了1945年2月的元宵节活动采访，借了台相机，拍下边区政府县长为百姓献礼的场面。
当时，洞子沟里已容不下这么多机构和人员，于是，摄影训练班先搬到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坊里村，随后，画报社也搬了过来。训练班搬走时，沙飞告诉顾棣：“我们已教会你摄影了，画报社准备留下你，你就不要参加分配了。”所以，有段时间，顾棣没参加训练班的学习，而是重点学放大照片。
首期摄影训练班临毕业时，军区政治部要求即将到各分区工作的学员们，每人带一批精华照片到部队展出，担当这些照片的精放任务的是暗房技师宋贝珩和顾棣。10多张底片每张要放20多份，保证每人一份，全部工作下来得几百张，工作效率低了不行。于是他们开了两个暗房，同时放大。
这是顾棣第一次独立放大照片，他干的时候小心翼翼，看着顾棣的认真劲儿，后来成为顾棣姐夫的宋贝珩特别喜欢。顾棣独自放出来的照片拿到画报社，竟然曝光和显影都十分准确，石少华看了觉得不错，再次找顾棣谈话，说他进步很快，放大的照片比较好，可以出师“当正手”了，意思是能独立工作了。
顾棣首期摄影训练班的同学们毕业走后，第二期训练班又开课了，十多岁的顾棣成为训练班暗室技术的辅导员兼工作员，同时学习画报编辑，俨然成了重点培养对象。
第一幅照片献给母亲 第一次拍出英雄气概
1945年6月，晋察冀画报社从敌占区买回一批新照相机，需要逐个进行试验。沙飞于是派顾棣拿上一台去采访。原计划到部队去，但最近的部队也在七八十里外，正好地方上在搞麦收，顾棣的任务就临时变成拍麦收。离画报社60里左右的大沙河两岸是产麦区，顾棣赶到那儿时麦子也收割完了，这要是完不成任务怎么办？顾棣忽然想到，路过自己家时看到母亲和姐姐正在捡麦根，于是去拍了母亲和姐姐捡麦根的情景，并顺便拍了儿童团给部队编草帽，妇女们给八路军捐鞋等场景予以发表。现在，顾棣回忆起来还反问自己：“这不算以权谋私吧？”
其实，学了摄影的顾棣心里一直有个想法，一定要把第一张照片献给母亲。1944年他刚知道相机怎么用，回家时就给母亲拍了张照片。
1944年9月，顾棣到摄影训练班时还是个小孩子。那几天，画报社的杨国治准备到敌占区去采访拍照，需要一张单人照片，以备办敌占区良民证时使用，可身边恰恰没合适人选帮他拍，于是就把顾棣叫来，告诉他拍摄要领，让顾棣对着他按快门。后来，杨国治见到顾棣就夸他拍的照片好，说是把自己拍出了英雄人物的气概。
顾棣后来解释说：“当时我也没什么技术，凑巧杨国治是个大个子，身高有一米八五，我当时只有一米四五，采用的是仰拍的角度，当然使他显得高大。”可惜这张有趣的照片丢了，至今没找到。
1945年6月，沙飞的夫人王辉在与之分别8年后，辗转来到了晋察冀边区，沙飞一家终于团圆。有一天，顾棣想给沙飞夫妇拍张合影，正好画报社的暗房就在村边上，风景挺美，于是沙飞夫妇和石少华等人就坐在暗房房顶上，顾棣则借来一把梯子，站在梯子上给他们拍下了一张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
资料失水损失惨重 底片失火有惊无险
1945年8月，第二期摄影训练班快毕业了，第三期学员已报到，作为小教员的顾棣正忙着领学员们拍照片，辅导大家洗照片。这时候传来好消息：日本投降了。顾棣于是赶紧与大家一起写壁报，打着火把游行，狂欢，很是庆祝了一阵。但没几天，画报社就接到上级命令，出发去参与接管北平。要出远门了，16岁的顾棣顺道请假回家看了看，路遇抗敌剧社的同志，还给他们拍了合影，当天就回到画报社。
画报社的人员分成几批，暗房、编辑部和沙飞在一路，印刷厂的一路。大家轻装简从，把机器设备先放下，仅仅带上了照片资料。3天后，顾棣随沙飞他们一路来到涞源县，休整两天后沿拒马河前行，到达紫荆关时，军区政治部通知北平已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改向张家口进军。到达涞水县后，顾棣不小心摔了一跤，腿骨骨折，留到了当地医院里做了病号。
就是这一次行军，画报社受到重大损失。过拒马河时，因河水水位太高，驮着资料袋的牲口被水冲倒，贴着照片的资料本全部掉到河里，冲印出来的一套完整的照片资料和文字说明等损失殆尽，幸好底片平安无事。这些底片是沙飞等人1943年从日寇的枪口下背出来的。说起此事，直到今天顾棣仍心存遗憾，因为资料本被毁，不少照片的准确说明也无从查起。
到张家口后，画报社根据需要成立了摄影科和编辑科，顾棣成了摄影科的工作人员，领到的第一个任务是接收日本人开的照相馆。但时间不长，他这个不大懂照相行当的小孩就被换成大人，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日本人拍摄的证明其侵略罪行的底片。
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晋察冀画报社编制又有变动，摄影科改成采访组，单独设立资料组———接受一年前资料失水的教训，画报社的底片得有专人保管，顾棣成为资料组成员之一。因张家口不断遭到国民党傅作义部队的轰炸，画报社准备撤离城市回到农村。
沙飞找到顾棣，正言跟他说，抗战时期的底片是流血牺牲换来的，只要自己不牺牲，就一定要保护底片不能丢，要他做到“人与底片共存亡”。当年7月，顾棣正式承担起全部底片的保管任务。转移途中常遭飞机轰炸，又怕底片再掉入河里，于是大家想出做铁盒子保存底片的办法。顾棣等人顶着敌机的轰炸，回到张家口城里，找人做了8个铁盒子，用绳子捆好背回画报社临时驻地。装好底片后，顾棣又和沙飞的警卫员赵银德背着装有底片的铁盒子再入张家口，找人把铁盒子的口儿焊死，回驻地后放到木箱里，尽量保证其安全。
9月初，画报社连夜向老根据地撤，一路有惊无险地到达涞源。半个月后，画报社重新回到阜平县，搬到了军区所在地附近的花沟掌村。这时，沙飞给顾棣派任务，要他去采访当地的土改和学校的开学典礼。采访完成后，顾棣刚刚回到花沟掌，正准备与同事们一起去吃饭，却发现画报社存放行李的院子起火了，底片也在其中。原来，存行李处的房东做饭时灶火未熄就出去串门，引燃了院内柴草，殃及画报社的行李。情急之下，顾棣和吴群等人撞开院门，冲进越来越猛的火海，抢先把底片盒一一抱出，再去抢行李和画报。此次失火，除画报被烧毁几十本外，没有更大损失，但让沙飞再一次警醒：抗战期间的底片如果被火烧了也是大损失，他再次找顾棣强调底片的重要性，说底片是画报社的命根子，要防敌，防水，还要防火。
于是，1947年后，沙飞没再给顾棣临时派活，用生命保护底片也成了顾棣的中心工作。由此，晋察冀画报社抗日战争期间历经多种险情的近2万张底片才得以留存至今。
沙飞拍着桌子发火 顾棣没机会上前线
进军张家口之后，沙飞曾发动部分摄影干部对抗战期间的底片进行整理，但因为大家没经验也没计划，分类只是按照年、月和各分区等时间、地点概念粗分了一下，甚至出现好几个人的照片放到一个袋子里的情形。发现这些问题后，沙飞便把重新整理底片的任务交给了顾棣。
1947年，晋察冀画报社分成前方组和后方组。刚刚成年、血气方刚的顾棣想到前方去，到战斗一线去，但申请了半天，宣布前方组名单时他却“名落孙山”。顾棣凭着多年的师徒关系和年轻气盛，直接去找沙飞，说他非走不可。没想到当年摸着他的头问这问那的沙飞，这次可真是拍着桌子发火了，沙飞撂下话：一定要服从组织安排，想去前方，没希望！顾棣只能和其他几人留在后方，做着相当于“看仓库”的资料保管和整理工作。顾棣并没闲住，他把以前所有的底片逐张冲洗了出来，这为解放后更大规模的资料整理工作打下很好的基础。后来，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顾棣的工作同样是留在平壤编画册，直到在解放军画报社做了多年底版档案库的管理工作后转业到山西，他一直没机会亲自到前线去拍摄战斗场面。
回顾自己走过的路，顾棣说：“虽然没上前线是我个人最大的‘损失’，但我不遗憾。我没拍过战斗的照片，但还有比拍照片更大的任务。如果我保管的照片资料丢失了，那是国家无可弥补的损失。”几乎所有媒体都把用生命保存诸多摄影家的底片称作顾棣对中国摄影事业的最大贡献，这毫不为过。顾棣从事图片资料工作13年的宝贵经验，还成为后来不少媒体图片管理的有益借鉴。
顾棣说，他最佩服的是沙飞的锲而不舍。《晋察冀画报》的创办与沙飞、罗光达等人的个人因素不无关系。恩师的这种锲而不舍，也成为顾棣离休后从事解放区摄影史料研究的重要支撑力量：“他是中国革命摄影史的绝响。他影响了我一生，我永远怀念他。”
76岁首次办展 顾棣是个宝
近些年，从山西人民出版社离休的顾棣一直在收集资料、著书立说，他对解放区摄影史的研究成果也汇成数部著作，他保存的1500万字的日记资料和保存的千余幅原版照片就足以成就一部革命历史摄影长卷了。
2004年10月，76岁（虚岁）的顾棣在太原举办了生平第一次个人影展。这是对他摄影生涯60周年的一次回顾，也是“为了配合当前党和国家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活动奉献微薄力量”（顾棣语）。影展影响甚大，有关方面授予他“人民摄影家”的称号。
今年以来，平素里默默无闻的顾棣显得格外忙碌，他那位于小巷深处的住所也客来客往不断。他曾在16天里连续接受了23家媒体有关抗战内容的采访。至于请他帮忙提供有关材料，查证相关史实的更不计其数。顾棣来者不拒，有求必应，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对摄影、对人生的感悟。
摄影界曾有人感慨地说：“顾棣是个宝”———此言不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