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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摄影师与50张瘟疫的面孔
詹姆斯·纳希微出生于纽约，成长于60年代，越南战争和美国民权运动对他影响至深，“我们的政府说的是一回事，照片说的是另外一回事，我相信照片”。他认为，是照片激发了美国人对战争和种族主义的反抗，它不仅记录历史，而且改变历史，“当照片变成集体意识的一部分，意识演化为良心，变化不仅变得可能，而且不可避免”。在这种理想主义的支持下，大学毕业后，他自学摄影，当过船员、卡车司机、新闻助理，直到1980年，才正式作为一名自由摄影师独立工作。他追随的是罗伯特·卡帕的传统——“一个故事不一定要兜售什么，同时也是给予。”他获得过5次罗伯特·卡帕金奖。
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战地摄影师之一，纳希微一生走过大半个地球，南爱尔兰、朝鲜、阿富汗、卢旺达、南非、波斯尼亚、车臣、耶路撒冷、科索沃……见过这个世界无数恐怖悲惨的人和事。战争、贫穷、饥饿、毁灭、死亡，他的镜头为这些抽象名词赋予一张张具体的、饱受摧残的面孔，让人窥见苦难中千疮百孔的灵魂。“我是一个见证者，这些照片是我的证词。”他说，“我所记录的，不应遗忘，永不该重复。”
也许是多年的战地摄影经历，使他变成一个十分沉默的人，极少有笑容，显得过分严肃。在罕见的发言场合，他的声音低沉、缓慢而平静，几乎没有起伏，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无论这个事实如何地惨烈辛酸。他的克制使他看上去像一个禁欲者，但他的愤怒、挫折、悲哀和怀疑都倾注在照片里，尤其是愤怒。“多年的战地摄影师生涯里，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如何处理愤怒，把愤怒转化为一种能清晰视野的能量，而不是遮蔽我的视线。”80年代末期，他前往苏丹拍摄当地的大饥荒，《生活》杂志给了他一台录音机，让他在每天工作结束后录下自己的感受，作为照片的图说。他拍回了很好的照片，但磁带却是空的。因为他害怕谈论自己的体验，哪怕是对着一台录音机，也会消解他的愤怒，他需要愤怒使他的照片尖锐。他的照片因此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将人拉入现实的深处，恢复对苦难的感知力和同情心，开始关心那些比他们更大、更重要的东西。
拍摄TB，与拍摄战争、饥荒的理由是一样的——记录那些不应被遗忘、被遮蔽的真相，记录人性的挣扎，唤起人们在情感、智力、道德上的回应，并付诸行动。当重大的悲剧发生时，人们是愿意知道的，而且希望能做些什么，帮助改变那些身处不幸与不公正中的人的命运，这是他一直深信不疑的。
詹姆斯·纳希微第一次对TB感兴趣是在2000年，《时代》周刊派他前往南非拍摄艾滋病专题，他发现艾滋病总是与TB并行，因为艾滋病患者的免疫系统非常脆弱，极易受到TB病菌的感染，而且在感染之后，无法表现出可识别的症状，比如咳嗽、肺部阴影，血液中也难以检测，因此十分棘手。
本文由 眼界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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