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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纪实摄影四十年 :超级城市化下的叙事与趣味
文/杨莉莉
深圳自1980 年成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以来,这个原本在珠江口上极不起眼的小渔村,以全球最快的发展速度扩大城市规模,积累巨额财富。“深圳速度”就是深圳最大的标志,40 年间成为中国的“硅谷”,迈入城市GDP 四千亿美元的国际超级都市行列。1978年深圳的前身宝安县,人口不过十几万人,而现在深圳的户籍人口加常住人口已经高达一千多万。深圳变成了全国人民热衷的“迁徙”之地。“来了就是深圳人”,不仅是深圳的“万神殿”——深圳人才公园里最醒目的口号,同时也是深圳没有“原乡性”的真实写照。
“深圳速度”——放在全球都独一无二的生长速度,对深圳的摄影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一个爆炸性的超级都市的“时空生长框架”(time—space cube),深刻影响了深圳摄影人的心智模式。深圳摄影人几乎被魔幻的现实驱使着不停地按下快门,以至于快门不一定赶上现实的高速。
一、深圳:一个超级都市的图像整体案例
如果将深圳四十年的城市更新看作是一种“空间扩散过程”,这个扩散空间过程中的时间节奏感就变得特别有意思,因为城市地理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对社会中的人形成不同的约束。这些不同的约束,就会造成人们对社会的不同理解方式。而这种理解,也会反映在摄影上。比如,在深圳早期,外资的厂房必然和村社中的居所相结合,工人们虽然是工人,但要住在附近村的民舍或者工棚里面。少量工人对应的是“随地取材”的居住空间。而随着“三来一补”工业利润的扩大,资本变得稳定,大量的工人雇佣关系产生,就修建宿舍,方便工人们沿厂而居,缩短生活时间,扩大工作时间。随着产业的升级,城市功能组团的出现,高端服务业会聚在CBD,而各种行业的从事者可以利用便利的通勤或者汽车自驾来选择居住的空间。而迁移到城市边缘的制造业,利用郊区的土地规模和城市扩展的活跃边界,来选择厂区和街区的收益最大化,选择土地租金和生活便利的效用最大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从深圳市区迁移到深圳关外坂田,甚至扩张到东莞松山湖的华为基地。
我们将40 年来有关深圳重要摄影作品按照“时空框架”做样本上的排序,首先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有关深圳的作品,大多数是纪实作品。第二,这些作品可以按照深圳地理扩张的时间节奏来对作品呈现的地理和时间进行归类。第三,这些作品还可以根据主流体制摄影叙事和民间摄影叙事的“焦点对象”进行标签化、编码化。最终,可以得到一份整体40 年来的图像案例(当然案例太多,有些在文章中就不必提及)。这些案例的选取,有官方的档案系统,也有摄影杂志的刊介,还有重要的美术馆的展览。这些图像案例基本展现了深圳这个小渔村如何在时空中上演“超级都市化”的大剧,这个过程中人的状态、行动、情绪和约束。更重要的是,笔者通过这份整体的图像案例来反推出深圳摄影人的意识。在其时其地,图像为什么会这样生产?用苏珊•桑塔格的话说,图像背后的那个主观设计是怎么完成的?究竟在快门释放的那一瞬间,谁主导了摄影人的灵光一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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