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讯｜三位摄影评论人获得“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奖项
对于深圳摄影人来说，城市发生的一切，既是因为发展太快而导致稍纵即逝，又怕道路会被改回去，变成一段沉积在博物馆里的档案。所以，深圳摄影人特别有时间紧迫感，害怕道路的质疑、人心的翻腾。即使深圳官方，在当时全国大体制的话语里面也是边缘的民间。所以，深圳摄影人在这个阶段，其实很难说有纯粹的“体制和民间”的视角之分。深圳摄影人无论是对中英街的日常纪录，对蛇口工业区的建设风暴的纪录，对城市物流道路的纪录，对建设者工房棚屋的纪录，都呈现出一种惺惺相惜的礼赞和忐忑不安的表达，对于城市和人，都有一种小心翼翼的分寸。那时候的深圳，整个就是一个民间。
真正的变化是“春天的故事”来了。邓小平同志“1992 年南巡”以无比坚定的语气肯定了深圳特区是办对了，“要发展得更快一点，步子迈得更大一点，思想要更解放一点”。深圳的故事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洪流中最激进的浪花，没有人担心深圳故事会“烂尾”了。这时候对于深圳摄影人来说，体制和民间的二元开始渐次出现，并开始左右深圳摄影人的城市纪实叙事。
摄影人的体制叙事聚焦在领导人所提“深圳要作为发展的榜样”。但城市化又不仅仅是建构发展样本、向上级客观汇报改革成果这样简单。城市化本身就是一个发展和问题的集合体：产业地理的扩展、农民工的蜂拥、乡村经济的瓦解、城中村的崛起、郊区化的转移、生态环境的变化、中产阶层带领的新消费经济、城市犯罪的问题、青年亚文化、步行老街“士绅化”（gentrification） 改造，以及CBD引发的高端产业集群、“深圳是否失去竞争力”的各类发展忧思和质疑。体制与民间焦点的分野正式拉开。判断体制与民间，不是根据其人是否在体制内任职领一份薪水，而是其摄影的焦点，是追随“深圳是‘发展是硬道理’的样本”这一主旋律，还是展现深圳城市化的问题：“城市化下人与空间的关系”这一命题。
蛇口开山炮打响中国改革开放第一炮，1979年7月2日 何煌友深圳的“民间视野”发轫于张新民1980年代开始的作品《农村包围城市》，随后一大批深圳摄影人开始关注深圳城市化带来的令人不安的“城市奇特景观”。当时的学术背景是李媚主编的深圳《现代摄影》杂志，在1986 年提出了未来中国摄影的发展方向，即以“纪实摄影”为主体的现代主义摄影的方向，影响了诸多摄影人的创作路径。
本文由 陈晨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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