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讯｜三位摄影评论人获得“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奖项
二、城市化的时空框架：深圳摄影的叙事节奏
深圳还是广东宝安县的时候，在海关工作的郑中健，宝安县文化馆工作的何煌友，都是深圳这一“前身”的优秀纪录者。郑中健和何煌友以一种民族志的朴实手法，将深圳作为一个县城的社会经济生态忠诚地记录下来，以至于当人们回顾这些人的作品恍如隔世，就像一个城市在“发展大爆炸”前的起点：极为平静、毫无特色和毫无欲望。
从他们的摄影作品看，1980 年以后的深圳，其城市化起初按照多点状散开。这一点有别于城市化普遍模式的“中心- 边缘”扩张模式。旧城区是发力的起点，而新边界则因移民的到来而不断向外推移。深圳的罗湖承接香港的贸易和物流、中英街承担了边境商业互动、蛇口工业区开始推进“三来一补”制造业，做特区中之特区。直接向中央要了一块地的蛇口工业区，当时有一句响彻全国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它也是关于深圳城市化“时间地理”框架的最好表达：时间必须非常值钱，城市的空间价值必然要依靠效率才能生存。
升，深圳红岭大厦工地，1984年 周顺斌那时候深圳摄影人的代表，如周顺斌、钟国华、刘延芳、赵连勤、薛国良、董方明、刘伟雄、孙成毅等人的作品，就是这一爆炸性时空框架的反映。周顺斌在1984 年创作的作品《升》，拍摄深圳城市化下的建筑工人，镜头仰角拍摄，视域被正在建设的楼群所围绕，主视线直达头顶的灼日，照片隐喻着一种豪迈的气概。新的城市家园正在完工，新的生活激情正在燃烧，新的城市空间正在扩张。这一切，都是确定无疑、不可阻挡的。孙成毅的《蓝天的诗行》则拍摄蓝天下的巨大脚手架，它更像是一个有关空间的极端认知。空间在蓝天白云之下疯狂扩张，整个生长过程有一种野生式的悄然，这无疑是城市化力量的全部展现。建筑工人在巨型脚手架中呈点的存在，劳动者不是焦点，主体性让位于城市化空间。
蓝天的诗行，1984年 孙成毅坦率地说，周顺斌、钟国华、孙成毅等摄影人虽然具有主旋律的意识，但是并不是为了宣传而宣传。因为深圳特区虽然批复，但是否会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被反转，谁心里都没有谱。改革开放之初，质疑的分贝永远比苦干的动静要高。特区到底可以特多久？永远都是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这座城市每个人的头上。
本文由 陈晨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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